忆杨蕴玉先生对家乡家庭教育工作的关怀 8月5日晚6时许,在朋友圈看到杨蕴玉先生不幸仙逝的噩耗,心中为之一沉,目睹随文所发的图片——先生革命时期的英姿,巾帼不让须眉;主席接见时的殊荣,洒脱而又幸福;回归故里时的笑容,雍容中满是慈祥;一百岁时的仙态,超脱而又祥和;一百零三岁的诞辰,叠印丰厚的人生…… 有缘得到先生题词的激励,终生不能忘怀。1995年邓州市教育局与教育关工委联合下文,委托邓州市家庭教育研究会、家长报社开展家庭素质教育专题研究工作,时任夏集乡教办室政务组长的张文学同志和我分别主持幼教阶段和中小学阶段家庭教育教材的编写工作。然而编撰工作进行不到一年,因人事的变更及诸多原因,市教育局中止此项工作。出于对家庭教育工作的热爱,我和张文学同志决心以个人之力完成教材书稿。1999年底,我俩分别完成初稿,在家长报社的帮助下,初稿送省市专家审阅后,受到好评,在文心出版社社长牛雅杰先生的帮助下,列入出版计划。 这对我们确是极大地鼓舞,张文学同志通过亲友关系把书稿内容简介送杨蕴玉先生阅,请其批评指正。当时先生正因病住在医院,然出于对家乡家庭教育研究工作的无限关怀,和对我们学研工作的鼓励,在病床上欣然题词:祝你成为家长和园丁的良师益友! 后因经费的问题,原定出版计划搁浅。然而在先生题词的激励下,我和张文学同志面对挫折,互相鼓励,对已成形的成果进一步研究、总结、锤炼、提升,并在家教实践中印证。2004年5月,在邓州市关工委、妇联联合策划下,我的书稿以《朝阳升腾》为题,作为家长学校辅助教材,以内部资料的形式编印。2004年12月《朝阳升腾》一书由世界文明出版社出版发行。张文学更是持之以恒,以多元智能教育为理论支撑点,以开发婴幼儿的智商为出发点,编写出三卷本近70万字的《学海拾贝》一书。 在《朝阳升腾》之后,我对家庭教育学科的学研,转向家庭教育成果在实践中的推广。至2017年集成三十余万字的科普成果,先后获得邓州市第一届科普成果一等奖和河南省首届科普成果三等奖。并在邓州市关工委的支持下以《家教实践与探索》为题,编印成册向社会各界免费赠阅。 正是杨老对家乡教育事业,特别是对家庭教育的关爱和支持,邓州的教育事业,特别是家庭教育的研究才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自1986年至今就有14部,约500多万字的家教文集出版发行。2010年由邓州市关工委执行主任杨德堂倡办的《家长之友》(季报),更是惠及邓州数万家庭。 可以告慰先生的是,随着十九大“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的提出,全社会对儿童家庭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重视程度不断增加,在邓州市委的正确领导与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邓州市家庭教育促进会于2022年3月13日成立。邓州的家庭教育研究者、爱好者正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则,用创新、生动、活泼的正能量进行家庭教育宣讲,来提升教师、家长教育孩子的技能,为促进孩子心理健康发展提供精神食粮。
作者:王林森 手机:17737016697 地址:邓州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邮编:474150)
《大杨》主编作序
杨蕴玉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因为她是我家乡河南邓州早期参加革命的几个知名老前辈之一。过去我也曾两次在北京会议上与她见过面,但都因人多没机会说上话。 我真正与杨老接触是2012年。我牵头编辑反映抗日英雄梁雷事迹的《民族魂》一书。因梁雷是杨老的老师和革命引路人,又是作家姚雪垠的好友,所以杨老和姚雪垠之子姚海天就成了《民族魂》的主要推动者、资料提供者和撰稿人。从此,我和杨老开始了近距离交往,成了忘年交。近几年,除无数次通电话外,我每年都要去北京拜访杨老一次。随着交往的增多,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大形象在我心中牢牢扎下了根,再也挥之不去。 杨老1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投身于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19岁就担起了县委书记的重担,把青春献给了太行山人民。新中国成立之初进京任北京市妇联副主任,34岁调全国妇联,任常驻国际民主妇联书记处书记、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成为建国初期妇女运动的领导者之一。“文革”后复出任教育部副部长,分管外事工作,为促进中国与世界教育科技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退出领导岗位后,她又担任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继续发挥着余热。 她是一名旧制度的叛逆者。她于1919年出生于河南邓县(今邓州市)构林镇一个地主家庭,但她骨子里生就了向往人身自由,追求社会正义的性格。17岁就写出了《论女子无才便是德》和《论三从四德》的作文,抨击封建礼教对女性的束缚。就在那一年,为了反抗包办婚姻,也为了继续深造,毅然离开舒适的家庭到开封求学,一年后再因家庭逼婚,只身奔赴太原,参加了“牺盟会”军政训练班,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在以后几十年的生涯中,她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乃至世界妇女谋解放、谋平等、谋权利、谋尊严,成为独立女性的代表人物。 她是一名信仰坚定的革命者。她志存高远,自幼就立志报国。十二、三岁的小小年纪,当读《岳飞传》读到岳飞被害时,恨死了卖国贼,气得把书摔在地上,趴在桌子上痛哭。“77”事变后,她随学生上街游行,因个子小,便站在凳子上,手持小红旗,哭诉日本暴行。17岁在开封女师读书时就参加了“民先”(即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因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而被学校开除。18岁那年,终于找到了共产党。自此,跟着党奋斗了七十多年。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她对党的信仰从未动摇过,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党叫干啥就干啥。曾从县委书记之职调到县妇女部长的岗位,她无怨无悔。曾以六个孩子的妈妈之身,两次出任驻国际民主妇联书记处书记长达四年之久,她义无反顾。就是在“文革” 中下放“五七”干校劳动,她也当作为建设社会主义添砖增 瓦的机会。直到晚年,她的信仰仍没有丝毫动摇:“夕阳迟早是要落山的,但它的颜色始终是红的。”她一生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 她是一名拼命三郎式的实干家。她常说:“共产党人干事,就要雷厉风行。 1938 年初,任晋东南牺盟会锄奸部部长。”她的一生,可谓风风火火闯九州的一生。 任锄奸部长时,她面对日军侵略、根据地初建、形势混乱的局面,快刀斩乱麻,果断处决了一批甘心事敌的汉奸,大长抗日志气,老百姓称赞她比男人还厉害。在左权县抗日战争的7年里,她冒着硝烟炮火,踏遍了左权县的山山水水,历经了抗日战争的腥风血雨,与左权人民生死与共。1940年百团大战刚结束,接着是敌人疯狂的报复性秋季大“扫荡”。形势非常严峻,而当时的左权县委只有任副书记的她一人在岗,而且刚生了孩子七天。她咬着牙拖着虚弱的身体,翻山越岭安排反“扫荡”后的善后工作, 群众无不为之动容。新中国成立之初,30岁的 她担任北京市封杀关闭妓院的副总指挥,女扮男装,进人妓院掌握第一手材料,并参与组织指挥,一夜之间封杀关闭北京224家妓院。后来又主持北京妇女教养院工作,硬是把一千多名妓女由鬼变成人,使她们从黑暗走向了光明。1963年在莫斯科世界妇女大会上,挺身而出,与国际民主妇联少数领导人的错误路线和主张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受到毛主席的亲切接见和赞扬。 她是一名优良作风的践行者。她常说“自己是甘心情愿为党和人民做了一辈子勤杂工”。她一生不论干什么工作都践行自己的诺言:“一丝不苟,认真负责落实到底”。自己能办的事绝不让人代劳,今天能办的事绝不推到明天。不但年轻时是这样,而且进入老年后仍然持之以恒。记得2013年,我把《民族魂》一书清样送她审阅,没想到94 岁高龄的她,竟然逐段逐句地细读,还回了一封信,反馈她的修改意见。其中,连第几页第几行第几个字应怎么改都列了出来。她提供的每一张照片,是什么时间拍的,照片上的人都是谁,什么职务,照片背后还有什么故事,都做了详尽的说明。 她是一名保持本色的共产党员。她一生克己奉公,清正廉洁,从未向组织提出过任何个人要求。在革命和家庭关系处理上,始终是舍小家顾大家。她常说:“人家的孩子是养大的,我家的孩子是扔大的”。为了革命,孩子们一生下来就托人奶养,太行山至今还流传着杨蕴玉“三个孩子和五个奶娘的故事”。几十年中,一家人散多聚少。她风趣地说:“我年轻时是孩子找不到妈妈,现在老了是妈妈找不到孩子"。她对子们的要求到了几近严苛的程度,无论男女,从小就穿着带补丁的衣服。以至于儿子泽涛高中毕业当工人发了新服装,也要缝上两块补丁,说这样穿着踏实。她教育孩子们要自食其力,别想沾父母一点光。她的六个孩子都是靠自己努力就的业,至今仍有三个孩子没有回到母亲的身边。 她,就是杨蕴玉,一个平凡而伟大的女性。她一生行事低调,从不让人称呼她的职务。在太行山,人们亲切地称她“大杨”,而且从青叫到老年,从农村叫到城市,从太行山叫到北京,从全国妇联叫到教育部。老百姓叫她“大杨”,战友叫她“大杨”,周恩来理也叫她“大杨”,“大杨”这个名字,已不单单是因为她姓杨个子大,而是对她平凡而伟大的人格魅力的高度概括。 她是邓州骄子,她是太行风骨,她是全国人民的“大杨”。 杨老是我尊敬的长辈,我本没有资格写序,可是编辑部的同志们一定要我代表大家借《大杨》一书出版之际向读者们说几句心里话,权为序言吧。 杨德堂 2015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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